林风眠晚年

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前身）曾有个“永芳艺术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建立，和林风眠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林风眠是广东梅县人，1900年生，1918年勤工俭学到法国学习美术，1925年回国后出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1928年，应蔡元培之邀，在杭州筹办国立艺术院（后来的中国美术学院）并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又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画院画师。

林风眠先生留学归来，一腔热血，欲以毕生精力为中国美术革新做贡献。然而，现实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慢慢地他明白自己终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修正目标后，他转向致力于融汇中西美术创作之路。在逆境之中，在缺乏知音的孤寂之中，默默耕耘了70余年。

林风眠先生早期作品潇洒飘逸，晚年则悲凉沉郁。近期美术界把他与刘海粟、徐悲鸿两人并列，称为留学归来对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三位巨匠。有人评价说：从融汇东西和革新中国美术这方面来看，他是三巨匠之首。他的学生、著名画家吴冠中曾感慨地说：“从东方向西方看，从西方向东方看，都可以看到屹立着的林风眠。”

然而，林风眠先生自己却把声名看得很淡。他在世时，拒绝一切采访。一位著名摄影家想为他拍些具有历史性的高水平照片，拜托吴冠中从中恳求，他也不答应。除作品以外，他似乎不愿意留下自己的任何东西。

林风眠先生长期遭冷遇，又被污蔑为日本特务关入大牢，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才获得自由。1977年9月，他获准到巴西探亲，以后定居香港。

1983年，全国政协委员王丹凤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将林风眠先生在杭州的旧居改建为林风眠纪念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18位美术界代表与委员支持这一方案，林风眠工作过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也热烈响应。

不久，吴冠中因事去香港探望恩师，将提案之事告诉他，然而，林风眠先生却不感兴趣。

吴冠中见恩师对建纪念馆冷淡，便想到一件事：恩师离开上海时，上海画院扣留了他100多幅作品。1979年7月，上海美协在上海举办“林风眠画展”，展出了部分画作。开展前夕，林风眠写信表示将他留在上海的作品捐给国家，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吴冠中提议：“如果将您捐献给国家的那批作品陈列在纪念馆里，让国内外观众随时可以去欣赏。这对美术事业的发展不很有现实意义吗？”

林风眠先生听他这么说，才高兴起来，立即说：“这个意见我同意。”

吴冠中回到北京，与浙江美术学院联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肖锋很高兴，立即致电上海画院院长程十发。程十发表示同意，但提出这批画要有林风眠先生的亲笔信才好交出。肖锋写了封信，委托吴冠中到香港向林风眠先生当面陈述。不久，吴冠中就从香港带来林风眠的亲笔信。信上说：

肖锋院长：

我同意将我赠给国家的一百二十幅作品移交杭州在旧居成立纪念馆陈列。

即颂

春安！    

林风眠

1988年2月28日香港

上海有关方面领导表示“应尊重风眠先生意愿”。于是，吴冠中到上海画院仓库仔细察看了存放在那里的林风眠作品。

《仕女图》 林风眠

然而，浙江美术学院由于经费困难，建馆的事情一时很难落实。这事传开来，林风眠先生的梅县同乡、著名爱国华侨、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得知后，表示愿意出资100万资助建馆，并专门请人设计了纪念馆和作品陈列室的蓝图。

文化部接受了姚美良的美意，在北京王府饭店主持召开表示谢意的座谈会，艾青、李可染、刘开渠、王朝闻和吴冠中等出席了座谈会。但是，出乎意料，林风眠先生知道后，却复信谢绝这一资助。他在信上说：“我这个人一生潦倒，年轻的时候竟然爱上了艺术，穷学生孤身奋斗，深知求艺之艰难。我深深地体会到，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由于物质上的拮据，大大影响了他们才能的发挥。

因此，我考虑给我建一个豪华的陈列馆是次要的。国家困难，将来有条件再说。现在不如把这笔钱拿去支持青年人深造，扶植他们成长，这样我会感到安慰的。因此，请转告姚美良先生，用于修建旧居陈列馆的这笔捐赠，我难以接受。但我十分感谢他的厚意，是否可以用这些钱作奖学基金，以利于对青年美术家的支持。”

姚美良非常理解林风眠先生的心情，表示接受他的意见。这时，有人提议用林风眠先生的名字命名这笔奖学金，他却制止道：“这可使不得！一方面我还活蹦乱跳，怎么能用我的名字命名呢？另一方面如果用我的名字做奖学金的名字，就应该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不能由别人来资助。但是，我现在还拿不出这样许多钱来。”后来经过多方商讨决定，这笔基金用姚美良的父亲姚永芳的名字来命名。

林风眠先生很高兴，他写信说：“了不起！姚美良先生为美术界办了一件大好事，应该感谢他，你们代表我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