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出身的美国导演斯坦利·图齐(Stanley Tucci)带着自己的第五部导演作品《最后的肖像》(Final Portrait)来到柏林电影节。二十年前他初执导筒就排出了相当不俗的《狂宴》(Big Night，1996)，但此后创作的每部电影都在走下坡路，《最后的肖像》虽然以20世纪大雕塑家贾柯梅蒂为主人公，仍是一部平庸之作。

▲电影《最后的肖像》剧照

　　与图齐2000年的导演作品《乔的秘密》(Joe Gould’s Secret)有一定相似性，《最后的肖像》也讲述一位年轻作家和一位年纪较大的艺术家之间的故事，长者也同样给年轻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那是1964年，离瑞士著名雕塑家、画家阿尔贝托·贾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去世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他找年轻的美国作家、艺评人詹姆斯·劳德(James Lord)为自己作肖像模特，劳德虽然正好有计划要返回美国，但有如此大家为自己画肖像，还是一口答应。没想到，本来预计两三天时间可以完工，最后却因为贾柯梅蒂偏执狂式的追求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而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劳德只得一次次改机票。

▲电影《最后的肖像》剧照

　　表现艺术家创作过程的电影往往不太成功，这似乎已成一种传统，也许是“创作”这一既虚又实的过程很难用影像来表达而不落俗套。图齐虽然在影片的节奏上作了很大努力，但艺术家创作中的反复、偏执和痛苦仍然显得千篇一律、乏善可陈。艺术创作的成果是神奇的，但其过程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许不只创作，如果要用传统方法在银幕上再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往往都会出问题。比如2012年德国名导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von Trotta)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出色，但是在表现阿伦特“思考”的时候用了大量空洞镜头——“思考”和抽烟、发呆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责任，电影创作者也需要思考怎样通过巧妙地表达出这些抽象的人类体验。

▲电影《罗丹的情人》剧照

　　当然，还有一种拍艺术家的方法，那就是选择一些更“有戏”的人物。努坦(Bruno Nuytten)的《罗丹的情人》(Camille Claudel，1988)和杜蒙(Bruno Dumont)的《1915年的卡蜜儿》(Camille Claudel, 1915，2013)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抓住卡蜜儿·克劳岱尔这位经历奇特的艺术家，在她罗丹情人、保罗·克劳岱尔(法国著名作家)姐姐和女艺术家三层身份之间游走，给乏味的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生活加上几层“有趣”的内容。这两部影片当年也都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前者帮助伊莎贝尔·阿佳妮获得最佳女演员银熊，后者也受到评论者和公众的一致承认。

▲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剧照

　　另一个例子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2003)，从画家与绘画对象之间的故事出发，加入周边环境制造戏剧冲突。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有趣，但也容易陷入庸俗的套路。《最后的肖像》显然想走这条路：贾柯梅蒂不断推翻自己已经基本成型的画作并返工，又因与情妇和妻子的纠葛而影响工作进程，甚至有时只是一时兴起就放下画笔出门散步，这些都给急于回美国的劳德造成很大困扰。

　▲美国导演斯坦利·图齐

　　但这样的艺术家形象并不罕见，而且导演所塑造的人物与其艺术严重割裂：我们在片中看不到贾柯梅蒂的偏执和他的风格之间的关系。那些奇形怪状、骨瘦如柴的人物雕像来源于他坚持做“自己所感知的事物”，因此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概括他独特的风格，而这种对自我感知的强调与他的偏执和反复是有关联的。可惜这些在片中完全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刻板印象：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就骂句脏话把它涂掉，视钱财如粪土就把钞票往床下一扔。图齐唯一的法宝就是奥斯卡影帝杰弗里·拉什，期望他能撑起这个人物，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拉什的语言、神态都只能在非常程式化的几个选项间替换，基本已被脸谱化。

▲电影《最后的肖像》剧照

　　虽然影片大量取景地是在伦敦，但故事发生在巴黎。图齐用来表达巴黎的方式和他表现画家身份以及劳德中产上层身份的手法一样庸俗不堪，就是人尽皆知的图像之堆砌。他片中的巴黎是石子路、老建筑、咖啡馆和喜欢时尚与奢侈的女人，一切都夸张而空虚。不管拉什再怎么装意大利口音，不管两位法国女演员怎么营造巩固法语法国的刻板印象，这一切都只是空洞的符号，没有灵魂。《最后的肖像》完全依赖于人们对画家本身的兴趣和劳德为贾柯梅蒂所作的传记，然而文字上的丰富却不能挽回图像的失败，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电影《最后的肖像》剧照

　　好莱坞当红帅哥阿米·汉莫演的劳德继续了他一贯的面瘫表演，但这次却恰到好处，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地位关系决定了劳德在表达不满时的含蓄，这些汉莫都拿捏得很到位，六十年代西装笔挺的造型在他身上也得到完美呈现。然而劳德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和同权运动分子的一面在影片开拍时常有媒体提及，最后在片中丝毫没有出现，有可能是为了挽救已经臃肿不堪的叙事，全数剪掉了。

　　今年柏林主竞赛中有另一部关于艺术家的影片《博伊斯》(Beuys)。约瑟夫·博伊斯与贾柯梅蒂十分不同，他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并赋予艺术一个广泛的定义：生活和社会中的一切都可以是艺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逐渐从早期的图像和装置艺术转向了行为艺术，也因此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再加上媒体的关注，导演可以调用的影像档案数量很大。但这同时也是该片的诅咒，名为纪录片的《博伊斯》拍得更像是个科教长视频，无非堆砌博伊斯人生，人物访谈也没有提供任何辩证的信息，只是在赞颂艺术家，而造神式的访谈是最没有价值的纪录片元素。博伊斯的艺术价值与他的政治生涯和观点密不可分，本来为关于他的纪录片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但当导演一味歌功颂德，就不但丢了政治也失去了艺术。

　▲纪录片《博伊斯》剧照

　　如果说《最后的肖像》失败在用影像硬碰硬地去描述创作这一抽象过程，那么《博伊斯》的问题就出在人物履历式的影像堆砌。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影片的作者缺乏对艺术家的深入理解，剧情片中任何无聊的创作过程，都是因为导演没有理解艺术家的作品和人生，所以在以另一种方式重现的时候只能表现其皮毛，尽量“装”得像当事人即可。而纪录片的挑战就是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多面性，资料影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事人愿意被拍摄——既然愿意，就一定对镜头有所期待。

　　正如贾柯梅蒂所说，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你是怎样感知它的。拍关于艺术家的电影，不是要对他们的生平进行复制，是与其技艺、人生进行一场对话，而导演自己的理解要比传记作品、影像资料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