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岭南’与珠三角”展览现场

　　后岭南与泛岭南的边界问题

　　“后岭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珠三角地区涌现出来的广东本地的新生艺术现象。具体来说，是1991年由包括黄一瀚、左正尧、李劲堃、方土等在内的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理论家共同提出的概念。

　　“当时，岭南画坛普遍流行着一种‘泛岭南现象’，不少人喜欢以岭南画派的继承者为荣，却片面追求技术、追求稳定，失去了岭南画派的深厚传统，以及革新、兼容的精神。”“后岭南画派”的发起人之一、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劲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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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览策展人孙晓枫认为，“后岭南”概念的提出是对两个问题的反映，“第一个是对90年代初，广东的艺术家面对的‘泛岭南化’、商业化、庸俗化的这样一个走向，对岭南画派的一个曲解所做出的反映。另外一个是对当时北方形成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艺术浪潮的一种反映，所以‘后岭南画派’就表现出这样一个很强烈的诉求，就觉得我们在南方必须做一些事情。”

　　可以看出，当岭南画派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广东的凡是拿毛笔的人，都可以说成是岭南画派的徒子徒孙”，岭南画派的意义就会被消解。在批评家杨小彦看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如果水墨圈没有一个边界，对于那些真正优秀的画家也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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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岭南”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区别“泛岭南”，重新在“泛岭南”中做区隔，来为新一代的水墨画界精英人物重新定位。他们认为“泛岭南”不能为岭南画派的学术价值加分，岭南画派的精神需要传承，而且是建立在革新基础上的传承。

　　但是，为了有区别而划出界限的“后岭南”如今同样面临泛化的问题。艺术家、批评家陈侗的作品《寻找后岭南》以调侃的方式直接指出这一问题，画中人找遍了广东所有名带“岭南”的地标，最后却只找到一位名叫“侯令男”的男子。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谈到看到这组画的感受，说道：“《寻找后岭南》我觉得有点奇怪，我问他(陈侗)什么叫做‘后岭南’?他说‘只要你心里面放不下岭南画学，这个就是后岭南’。”但是在李公明看来，按照陈侗的说法，所有在展览现场的人都属“后岭南”，“因为来到这里起码都因为在乎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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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岭南”如何体现珠三角地域文化？

　　在展览前的长廊里，馆方在一面墙上以时间轴的形式清晰地列出了“后岭南”诞生前后的时代及艺术背景，并展示了关于“新水墨”的多次论争的轮廓。时间轴的上半部分呈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重要的社会事件，下半部分呈现的则是同时期艺术界关于 “新水墨”的讨论与研究。策展人的意图很明显，既要让观众理解“后岭南”这一概念产生的美术史背景，也要让观众联系到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我们所谓的流派或者机构或者小组或者是风潮，现在已经构成了当下整个广东美术的一个大的结构，所以这次我才会考虑把‘后岭南’纳入到整个珠三角城市化过程的共振里来进行考察。” 孙晓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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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厅入口处，孙晓枫以“窄门”的设计来比拟当时“后岭南”概念提出时面临的处境。与“窄门”相对应的词是“穿过”，“它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种心理的体验过程。比如，当初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并不知道自己面向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它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也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其实‘后岭南派’的实践也是一样。”

　　在本次展览学术顾问邹建平看来，参展的20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现实的关怀”。“通过看20位画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水墨形式的展现，完全对传统因素的颠覆和背离，对中国画传统的挑战和对今天文化的发扬光大，在这个展览里面得到了很好的、有效的发挥，我们也可以看看在北京和上海一些所谓的中国画或者水墨画的一种阐释，很大一部分阐释完全脱离了一种基本的现场感，而在广东‘后岭南画派’里面它的现场感的表述，它对现实的关怀是绰绰有余的，这是我们感到值得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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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杨小彦看来，“后岭南”对现实的关照尚显不足。“后岭南”声称是“对岭南画派革命精神内核的内在继承”，它的立足点是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国画革新。“好像很多人都不敢说，其实岭南画派真正的传统是政治，如果没有政治的背景，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系列传承。而且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个画派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比我们想象中的密切，而且它的变化也跟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广州美术学院副馆长胡斌同样认为与岭南画派的前辈们相比，“后岭南”艺术家群体虽然的确跟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但是其与当下的珠三角的关系所产生的强度和力度其实是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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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水墨实验的特点

　　珠三角地区从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地理上的优势带来了与外界交流的领先性和开放性，同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上进行自我重新组构，形成了一贯以来相对宽松而包容性的文化环境，使之在历史上总是以独特的对现代性的体现而获得领先地位。

　　正如在' 85新潮中，珠三角的艺术家们早已脱离主流，转向艺术本体的探索实践。同一时间，国内水墨性话语在遭遇现代化转换的挫折重创后，珠三角的新水墨艺术家们迅速地作出相对的理性的反应，“后岭南”是当时最突出的先锋水墨实验者，对艺术语言有一定研究和趋向本土文化的移入的方向，体现着地域文化特点的个体化探索。

《复式》 王绍强 60cmx48cmx9件 综合媒材 2017年

　　“在中国画的革命性的选择上面，广东画家实际上是最早觉醒的，但是往往随着一种市场的渗透，低估了广东画家的创造力。”邹建平说道。他认为“后岭南”的提出是有一种实验精神的，是根据现实需求所产生的。在广东这块阵地上对中国画实验始终是处于一种非常敏感的和前沿的一个状态。“广东美术来说中国画水墨语言的实验里面它具有一种先天的，一种新鲜的现场功能，是值得中国现代水墨直接关注的一种现象。”

　　“后岭南”的发起者之一、艺术家黄一瀚回忆当时提出“后岭南”概念的初衷，说道，“我们要创作一种全新的、率真的理想的美学，这就是南方艺术家所要做的事情，天时、地利和天气、空气、言词、性格造就了我们这个独立王国。” 这种南中国清新、明快、率真、健康的美学品格，与北方的“笔墨中心主义”和“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新的文化形态，就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创造。”他说道。

《云月无量之二》 黄国武 200x25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自在图》 王璜生 180x43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从化道中》 陈映欣 69x45cm 纸本水墨 2014年

　　2002年，广东美术馆曾举办“现象：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展，这也是“后岭南”概念自1991年提出后首次出现在官方美术馆中。时隔十五年，广东美术馆重提“后岭南”，通过展览，展现出十五年间，过去与当下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张力。毋庸置疑的是，“后岭南”群体艺术家们是广东美术史上的承转起国画现代化改革与新水墨探索的先锋，反映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感受;同时，他们也是引导、启发广东水墨未来的更多可能性的中坚力量。眼下，水墨实验中新一轮转变正在无声地酝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