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一只笔，开启了一场场革命！一代女杰 何香凝

20世纪初期，国内艺术家在向外学习的道路上，通常有两条路；一则为，像林凤眠、常玉、吴大羽等人一样，前往大洋彼岸的法国，进行“西鉴”；另一则便是“东学”，在邻国日本进行。而与“西鉴”的艺术家以油画为主不同，“东学”的艺术家则多以水墨在艺术史中取得一席之地。其中大家最为熟知的，要数傅抱石、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等，但无论是在“西鉴”还是“东学”中，艺术家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因为，在那个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还控制着普罗大众，这更不要说为了学习先进知识，一个女子漂洋过海去到异乡。但事情总会有例外，在那万绿从中也会有那一点红……

何香凝，早期留洋艺术家中少有的女性。而且，与那些男性艺术家相比，除了性别，她的人生历程也更为多样，这也为她的艺术带来了不一样的魅力。

何香凝

如今，我们会在何香凝名字的前面多增加一些修饰词来形容其的成就，如新中国创始人之一、中国女权运动领袖、中国美协唯一女性主席、孙中山临终所托之人……在这一个个犹如标签的词汇后，其实可以看得出她天生的“革命”精神，无论是面对自己人生，还是在其艺术中。

“革命”从一双大脚开始

1878年，何香凝出生在香港某富商家庭。

那时候上流社会的女孩都要缠足，何香凝的母亲陈二，就是因为长着大脚，才委曲求全给其父亲何炳恒当了妾。为了不让悲剧延续陈二汲取教训，母亲强行让自己的几个女儿从小缠脚，其她的孩子都顺从了，可唯独何香凝性子倔；好不容易给她缠上，她等母亲离开就用剪刀剪开了，被家人发现后她也不惧打骂，坚决反抗到底，父母对她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任由她去了。

何香凝故居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何香凝和其他爱成天打牌穿戴的富家千金不同，她嗜书如命，因不能进私塾，在对父亲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混进“女馆”读了几个月的书。还接触到许多维新派宣传的女权思想。

可那时人们眼里，女人光有才有何用？找个好婆家才是头等大事儿！

到了19岁之适婚年龄， 其父母曾因为她的大脚而担心其婚事，后来一位从旧金山回国娶妻的华侨廖仲恺，遵从父亲之命，声言要娶大脚的女子为妻。何香凝父母得知，便促成他们的婚事。婚后，何香凝爱书，廖仲恺就想方设法搜罗新书刊，有不懂的地儿还细心地为她指点疑难；爱画画，廖仲恺就耐心教她画，毫不怠慢。两者间也渐渐成为近代版的李清照与赵明诚。

1909年，廖仲恺、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前右一）、儿子廖承志（前左一）在东京时合影

一支画笔，揭起民主革命

二十世纪初年，向西方学习以挽救中国，在知识分子中形成风气。廖仲恺决心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为了促成这一愿望的实现，何香凝变卖了嫁妆，两人先后前往了日本。

何香凝先后在东京的女子师范学校和目白女子大学学习，其间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4月10日，已有两个孩子的何香凝考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专攻绘画。当时，她除跟美术老师端馆紫川学习绘山水、花卉外，还每星期两次到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璋家里学绘狮、虎等动物及日本画。

《虎》，147×61cm，1934年

《马》，111×41cm，1914年

这两位教师“都很重视”这个中国女留学生，总是“很热心”地教她学绘画。

“我的妈妈原来没有想到她竟然会画起画来的。……主要的问题是由当时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有人搞图案，把它画出来。我母亲为此进了日本东京上野的美术学校，同时我父亲也怂恿她好好去学绘画。她就真正地学起来了。”（廖承志）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与友人在日本东京田中昂寓所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时合影，前排右三为何香凝，右四为孙中山（怀抱者为廖承志），右五为宋庆龄，右七为廖梦醒；后排左二为廖仲恺

由此可知，何香凝与普通的留学生学画有所不同： 她立志学画不是以之作为将来谋生的职业和手段，而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何香凝自己也回忆到：

“留日时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何香凝）

《虎》，26×30cm，1910年

作于1910年的《虎》，是何香凝在辛亥年前赠予黄兴的作品。画面整体淡墨渲染，冷月当空，生动地描绘了黎明前夕，猛虎匍匐于山前，放声咆哮的姿态。款题中的“克强先生”即黄兴。

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涯，何香凝初步掌握了日本画的基本技法，能以其观念、技巧熟练地画动物、花卉、风景等，并表现出相当水准。突出代表作有狮、虎、鹿、猴和菊、兰等花卉，笔致细腻、色彩明艳、形象生动，她还常以雄狮猛虎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觉醒 。

《菊》，99×31cm，1913年

“宫崎夫人”即宫崎寅藏夫人。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在日本期间得到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的帮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幅风格雅致、笔法细腻的菊图，是何香凝为宫崎夫人所绘，已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青山瀑布》，何香凝 王一亭，165×82cm，1934年

与王一亭合作山水画《青山瀑布》，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抵达上海，在此画上题诗。廖承志在《我的母亲和她的画》中指出，当日于右任实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说客。

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何香凝返回祖国，共赴国难，以绘画作为支援抗战的武器。她将画作用于赠礼、酬卖等用途，自辞去党内职务后，更将绘画作为维持生计、建立社交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何香凝常将自己的作品做为礼物馈赠给友人，有社会人士、文人墨客、国民党官员还有诸多共产党员。何香凝用绘画形成了她庞大的交友圈，以此来支撑她的革命事业与理想。毛泽东在1937年致何香凝的信中，对其的作品进行了以下的解读：

“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时，唯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毛泽东）

1951年，毛泽东与何香凝交谈

艺术风格的“革命”，从日本到岭南，从悲壮到豪放

从初学绘画的1909年到1919年这10多年间，是何香凝美术生涯的前期。她这一时期的画作，都离不开师傅的格调和画风，“其特点是保持着浓厚的日本画风格，喜爱明艳色彩，形象生动。”她这期间的绘画，“除了人物不甚顺手外，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有狮、虎、鹿、猴、山水和花卉”，各种走兽尤其是狮子和老虎，是其最爱画的素材。她之喜爱画狮、画虎，有其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寓意——“以示中国各族人民应如睡狮之觉醒，如猛虎之雄伟”。为此，她将女儿也取名为“梦醒”。

《狮》，63×49cm，1914年

到20年代，何香凝在广州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都经常来往，画风互受影响。而且，岭南的流行画风也不能不对她有影响，但其实，传统国画对她的影响更大。自此，她的画比在日本时期更重线条，更重用笔，这就和日本画拉开了距离。但那段时间，她忙于革命斗争，没有在日本学画那样静，所以多作简单的花卉，用笔也多草草。

《山水》，110×39cm，1920年代

1920年底，何香凝定居广州。受广东画家影响，她自觉寻找中日两种绘画之间的结合点，画风开始转变。这幅山水作品是她探索期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何香凝的画更多地摆脱了日本画风的影响，更注重用笔，一心沉浸在水墨画里，其作品开始渐渐显出中国画“苍劲有力”的气魄。她更多地师法传统文人墨戏，笔墨也比以前沉着很多。“岭南派”的先驱画家师法传统，总是不十分地道。但何香凝师法传统文人画，虽不十分地道，却另有味道，另有审美趣味。这可能和她的修养、胸襟、性格有关。

《松·菊》，173×273cm，1931年

1931年，在法国的何香凝闻悉“九·一八”事变后，旋即整理行装，决定回国共赴国难。十一月二十八日，柳亚子夫妇等多人在码头迎接。何香凝携此巨幅画作返国，柳亚子将诗题于此松菊巨幅之上。诗文寄寓了何香凝与柳亚子互相勉励，承担起祖国民族抗争与复兴的使命。

《绿梅》，1943年，57×36cm

何香凝四十以后的创作活动以山水、墨梅为多。画梅，以浓墨重笔写出老干，笔墨饱满遒劲，意蕴丰沛。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革命事业的胜利也影响到何香凝的绘画艺术追求，其画的作风又有所改变——一改过去的悲愤，而变为豪放开朗，表现出她晚年豪迈欢快的心境。这个画风一直维持到她九十岁以后。何香凝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生平作画，现在是最愉快的时刻啊！”　

1960年代初，何香凝在杭州与傅抱石、潘天寿合作绘画。

《江淹浦畔》，132×69cm，何香凝 潘天寿，1958年

此画由潘天寿画远山，何香凝画近景、树石。

《赏雪图》，何香凝 傅抱石，132×37cm，1962年

此画由何香凝画柳，傅抱石画人物、补景并题诗。

政治身份的确立是庇护何香凝艺术家身份的一个首要因素，而艺术家身份又为她在民主革命和妇女运动等社会活动中扩展了影响力。这前后的因果关系使何香凝在国内或海外，在国民党政府或地方上的各种交际往来中都享有一定高度的社会声望。何香凝的政治身份、社会活动与她的艺术创作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这也是民国时期何香凝这位女性艺术家身上所独有一种文化资本，她也通过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其日常生活和民革事业中有意识地运用着这些资本，以此拓展了自己在艺术史中更多的活动空间。

1961年，何香凝会见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