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杜尚（法国）L.H.O.O.Q.21×13cm 现成品 1964年

在俄罗斯建筑师马列维奇创作了《遮盖下的蒙娜丽莎》之后，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提出了概念性的挑战，从1919年他已经预先开启了（带胡须和签名“L.H.O.O.Q.”）《蒙娜丽莎》肖像的无限重复创作。

对于充满幽默感与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欲拒还迎、似有所指的“致敬”经典艺术显然不够，他们需要直接向经典作品开战，反抗和嘲笑艺术本身。达达主义在深陷一战中的欧洲活跃、繁荣起来，既然世界已经大乱了，艺术界也不能不大乱。

马歇尔·杜尚（法国） L.H.O.O.Q.

1919年，达达主义者马歇尔·杜尚的《L.H.O.O.Q.》（又名《有胡子的蒙娜丽莎》）开启了对《蒙娜丽莎》“创造性叛逆”或“恶搞”的时代。

马歇尔·杜尚购买了一幅《蒙娜丽莎》的印刷品并在蒙娜丽莎的脸上勾上了一缕土耳其式的小胡子，这幅戏谑之作被命名为《L.H.O.O.Q.》（又名《有胡子的蒙娜丽莎》），“L.H.O.O.Q.” 用法语念来是一句粗俗无比的下流话，意为“她的屁股热烘烘”。

这让蒙娜丽莎的神秘与高贵荡然无存，把热爱高雅艺术的资产阶级吓得不轻，然而，杜尚越玩越开心，持续创作了一系列蒙娜丽莎与不同小胡子的肖像，有一次他干脆把蒙娜丽莎打印在一张卡片上，并且管它叫“刮了胡子的L.H.O.O.Q.”；

达达主义攻城略地，古典艺术看起来都成为了达达主义者的戏仿对象。杜尚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当作公然嘲讽的对象，展示了他对传统的反叛观念，他把反艺术推向了极致，给后继的艺术运动以新的启迪。

并且，这一改造成为了现代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杜尚也成了“恶搞”《蒙娜丽莎》的“始作俑者”。此后，《蒙娜丽莎》的衍生作品层出不穷，甚至从绘画领域扩展到了商业品牌的符号领域。

1919年，杜尚对原有作品的修改突破了《蒙娜丽莎》原作，他沿着开启达达主义、贯穿超现实主义的路线，成就了历史先锋主义天才的声名。

1964年杜尚对1919年的原有作品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杂再创作，以突显出他的作品在时间轮回中的现实意义，并有意识地贬低了学术道德主义和《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蕴涵的神圣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65年，他在作品《拉西》中去掉了蒙娜丽莎的小胡子，以这种方式宣称“蒙娜丽莎”是达·芬奇和杜尚跨越文艺复兴和20世纪两个时期，在新艺术史中共同创作的作品。

超现实主义者达利 带有胡须的自画像

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向杜尚招手，也画了一幅《蒙娜丽莎》。它在杜尚的“蒙娜丽莎”母题创作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然而自恋的达利显然更愿意让自己的脸成为古典主义人物美的代表。

达利花了十几年才完成的巨作《达利的蒙娜丽莎自画像》，让公众在咋舌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达利的才气。胡子是达利的一个行为艺术，他眼中的完美“女神”被达利瞬间就变成了“邪恶大叔”，但不得不说这就是达利的魅力。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 达利的胡须 17.7×14cm

达利把《蒙娜丽莎》变成了一个男人，手里抓满了银币，这样的一种恶搞方式，包括对《蒙娜丽莎》眼神描绘的改变，使得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一位女神变成了一个具有达利想表述的一种思想的存在。

1954年，美国肖像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将达利双目瞪圆、胡子翘起的怪异面孔挪用到了蒙娜丽莎的脸上，并在她青筋凸起的手中塞满钱币，用以讽刺达利晚年欺骗式的赚钱方式。这幅著名的摄影作品不仅向我们呈现了达利的偏执肖像，并且呈现了当时商业化的追逐几乎狂热到了着魔的地步。

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肖像再创作

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巴黎，通过让·马格特和“怪异”的专题性历史数据（“反蒙娜丽莎”作品被汇集到一起），“反蒙娜丽莎”思潮开始逐步理论化，并启迪了亨利·格鲁埃和让·贝耶的电影《蒙娜丽莎》。该电影荣获了1959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

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通过对美国流行艺术以及安迪·沃霍尔重复《蒙娜丽莎》肖像理念的运用，记录了新媒体在“反蒙娜丽莎”主义国际流行前线和新先锋再创作中的急速发展。

在对个体表现和其它趋势的无限研究中它不断扩散：从传统技法到创新技术。另外的一些艺术家几乎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着“反蒙娜丽莎”的工作，使得《蒙娜丽莎》成为一种生命和艺术的来由。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运用他波普艺术肖像的重复法使“蒙娜丽莎”愈加著名：从《金宝汤罐头》到《电动椅》，从《毛主席》到《玛丽莲·梦露》。在美国波普艺术中，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第一艺术明星”。凭借图形广告和背景导演，安迪·沃霍尔成为了博物馆和拍卖场中的艺术家。

通过对1962年的空难的描绘，他的策略最终建构在一种对特殊绢网印刷和摄影印刷技术的认可之上。他也曾在达·芬奇的其它作品上进行再创作，从《天使报喜》到《最后的晚餐》。1986年，他在很长一个时间周期内都在从事色彩多变性的工作，包括军装的迷彩效果。他重复“蒙娜丽莎”的最初作品可以追溯到1963年——《30比1好》。这里展示的是四幅“蒙娜丽莎”的一个重复。

其他“致敬” 《蒙娜丽莎》的经典演绎

1965年，巴黎举行了一次“《蒙娜丽莎》艺术节”，29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带着标新立异的《蒙娜丽莎》齐聚于此。

从1972年，弗兰克·福斯运用主导性的主体矩阵，开始沿着历史当代性的轨道从事当前的工作：“蒙娜丽莎”的再创作。以其作为标志和技术参照，他完成了数以百计的绘画、设计和雕塑，但始终都保持一种“隐秘性”，罕见公开展示。

《蒙娜丽莎的可视基因》是一种原生、创新和超前的视觉效果。因此，该作品也被认为是最具辨识性的标记，对一个“可视基因”的研究就像富于表现力和衍生力的草图一样重要，因为它可以在一种习惯的、创造的和抽象的延续中，转化成仅存在于神秘“模块、细胞核和原子”序列中的蒙娜丽莎的典型肖像，直到在形态变化中完成复制。

此外，哥伦比亚画家博特罗创作了肥胖版的蒙娜丽莎，巨大的面庞和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以自己为模特创作了《开始的蒙娜丽莎》。2009年，法籍华人画家严培明在卢浮宫展出了巨幅油画《蒙娜丽莎的葬礼》，画面中的蒙娜丽莎眼里含着泪水。值得玩味的是，在展厅里，严培明的《蒙娜丽莎的葬礼》与达·芬奇的原作仅相隔30米。

达米是一位跨学科的艺术家，尤其以他表现民间记忆的建筑和声波雕塑作品闻名于世：后者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被理解为一种大型的打击乐器。在达·芬奇博物馆，他完成了众多不同的作品，从“达·芬奇花园”系列到那些带着蝴蝶般诗意的其它各式作品。

无论艺术中“戏仿”如何轰轰烈烈、枪声四起，都是建立在古典艺术形象屹立不摇的前提上，与其说将它们彻底打倒，更不如说通过“戏仿”，把后来者也摆上神坛，而原来的艺术形象，也变得更为丰满。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电脑和互联网技术门槛日益降低，操作愈加简便，成为普通大众日常消遣的手段。《蒙娜丽莎》也从之前少数精英戏谑的对象，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消遣品，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各种版本的《蒙娜丽莎》衍生作品几近泛滥。

于是，我们看见了明星头像版的“蒙娜丽莎”，私人头像版的“蒙娜丽莎”，动物头像版的“蒙娜丽莎”，还有各种表情的“蒙娜丽莎”，更有甚者为“蒙娜丽莎”加上了四肢或是让她动了起来。不仅如此，“蒙娜丽莎”还跨界进入了商业领域，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符号，诸如皮具、瓷砖、十字绣等产品因蒙娜丽莎之名被大众所熟知。

现代艺术经过百年的努力，将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艺术题材，拉到了日常生活的图景当中，再将仅供贵族阶层赏玩的古典艺术作品，与日常用具相结合，把艺术重新带给了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