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简称“科钦双年展”）是南亚最大的艺术展览。第四届科钦双年展前不久开幕，低至100卢比（人民币9元多）的门票旨在吸引不同阶层和文化水平的观众，与此同时，展览试图用艺术回应当下的诸多议题，引发印度政府对于艺术的重视。

《纽约时报》驻孟买记者文德·乔尔（Vindu Goel）采访了策展人、专业观众以及普通的印度劳动者，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对于双年展的不同理解。

印度双年展售票处外的人群

印度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科钦双年展的第一天。巴希尔（Bashir）身着简单的条纹衬衫和当地鱼贩子通常会穿的白色芒杜，站在流连于仓库展馆与树木茂盛的庭院中穿着考究的人群之外。

他一个人穿梭于展厅之间，突然在德里摄影师坚登·戈麦斯（Chandan Gomes）那变幻莫测的风景照片前驻足研究起来，旁边则是一个12岁时就夭折的女孩画的虚构风景。

“我不理解艺术的内在意义，”巴西亚说道，他以包装和运输鱼类为生，“我只是喜欢欣赏美丽的事物。”

无论具有怎样的挑战性，巴希尔都想要融入艺术作品之中，这是展览组织者的胜利。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甚至整个印度，能够看到艺术的场所很少。

因此双年展的组织者们努力地创造了这样一个活动，试图吸引从劳动者到博物馆策展人的每个人。

巴希尔在德里摄影师坚登·戈麦斯的作品前

“我们在创造一个文化节日，”来自喀拉拉的画家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Bose Krishnamachari）说道，八年前，他作为联合发起人创立了这个双年展。“我们想要渗透到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感觉这是他们的双年展。”

广受欢迎的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在宽敞的空间中带来了他的八屏视频装置作品，呈现了他最著名的“跳舞的剪影”。

与此同时，展览的策展人阿妮塔·杜比（Anita Dube）也选择了鲜为人知的艺术家Bapi Das的作品，这位艺术家来自加尔各答，他在当地以开三轮车为生，将他和自己的同行区分开的是，他一直在创作日常生活场景的刺绣画。

一位观众正在用放大镜观看并拍摄Bapi Das的作品

在展览中，许多作品是交互的，每个星期一，展览入场免费，这是为了吸引像巴希尔这样的当地劳动者，他们可能会因为100卢比（约合人民币9.52元）的门票钱而踟蹰。此外，一场支持下一代艺术家的卫星展展出了南亚各地学生的约130件作品。

本届展览的名称“呼唤彼此连接的生活”（Possibilities for a Non-Alienated Life）反映了杜比渴望在科钦及其他地方的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的想法。

“虽然技术带来了高度的连接，但我们彼此之间却愈发疏远，”杜比说道，她同时是一位雕塑家和艺术史学家，“我们需要思考能够让人们通过文化而彼此相连的方式。”

展览的入口处，观众们正在欣赏艺术家夫妻组合 “Dus Motin Kanya and Jal Devata”的作品，他们遵循印度贡德的民间艺术传统进行创作

科钦是一座历史永久的港口城市，原来名为柯枝，曾在不同的时期受到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的统治。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一座文化与信仰的大熔炉。

从第一届双年展开始，科钦双年展一直试图反映这种包容性。在本届双年展上，杜比邀请了来自印度及其他30个国家的超过100位艺术家，其中半数以上是女性，还有很多像Das这样此前鲜为人知的艺术家。

策展人阿妮塔·杜比

沙巴哈维（Shambhavi）是来自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位画家和雕塑家，在她看来，为了获得与男性艺术家同等的关注，女性艺术家做了奋斗了很长时间。

在展览上，她的作品——300把镰刀组成的装置及其他表现农场生活的抽象雕塑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性别意味，“但是农场的生活是非常‘女性’的，接近大地，”沙巴哈维说道。

当代艺术对于世界各地的观众而言都很难理解，这一点在印度尤为明显，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接受过艺术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博物馆少得可怜，政府对于艺术几乎没有任何扶持。

在一些城市，画廊和私人博物馆开始逐渐生根。喀拉拉政府是双年展的主要赞助方，本届双年展花费约400万美元。

行人走过科钦堡的一面“肖像墙”。这些肖像由艺术家Zanele Muholi创作，她的作品系列 “Faces and Phases” 关注其家乡南非的酷儿群体

不过，总的来说，印度的领导人更关心其他的需求，比如食物和保健，许多印度人依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那些获得资助的艺术项目通常是用以实现政治目的。

不久前，政府花费约4.3亿美元来建造世界上最高的雕像——由雕塑家拉姆·V·苏塔尔（Ram V. Sutar）创作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纪念碑。

纪念碑位于古吉拉特邦，这是印度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家乡。此外，莫迪所在的党派计划在印度其他的邦建造古印度国王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与印度教神罗摩的雕像，这两座雕像将比597英尺的萨达尔雕像更大。

“领导人们关心的永远是兴建铁路、机场、马路和高楼，如今又多了一项——世界上最大的雕像，”杜比抱怨道，“文化被落在了后面。”

Pangrok Sulap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艺术团体，“Pangrok”可以粗译为朋克摇滚，而“sulap”则意为小屋。在双年展上，他们在遮光帘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木刻版画，邀请观众在其上舞蹈，并且在乐队表演期间印下图像

上一届科钦双年展吸引了约60万参观者，这一次，组织者们希望能够达到70万。对于去年夏天遭受雨季洪水侵袭的喀拉拉而言，这场展览是它的经济命脉，喀拉拉指望这场展览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有些人兴许还会到当地的海滩游玩，或是租住其内陆水道上的船屋。

一些艺术家对于洪水中的灾民表达了敬意。马儿齐娅·法尔哈纳（Marzia Farhana）的装置作品《生态灭绝与自由落体的上升》将从受灾家庭中抢救出来的冰箱和书籍等悬挂起来，象征一种无常。乐队Oorali计划在沿海路上举行大巴巡游，为那些在水灾中英勇救下很多受灾者的渔夫表演。

作品《生态灭绝与自由落体的上升》

Oorali的表演

莎奈· 雅韦里（Shanay Jhaveri）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南亚艺术的助理策展人，他参加了双年展的开幕式，对于展览在涉及当今政治议题的同时没有进行任何游说，雅韦里感到惊喜。

“展览关乎对话的构建，”他说道，“我认为阿妮塔没有试图提供答案。她只是在提问，‘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彼此支持的方式？’”

展览于去年12月12日开幕，圣诞与元旦假期期间，许多印度公司和学校关闭，展览吸引了大批游客。

位于阿斯平沃尔之屋（Aspinwall House）的主展馆里挤满了用手机拍照的观众，许多人涌向中国艺术家宋冬的户外装置作品《水庙》，这件作品邀请人们用笔刷和水在墙上创作稍纵即逝的图画。

不过，在某些地方，展览的组织者似乎是失算了。“可食用的档案”是一家主展馆对面的小餐馆，这里被设计成一个公共空间。参观者可以试吃由四名女厨师做的餐品，餐品以印度各地的大米为特色。

然而一碗米饭的价格大约在2美元左右，这是当地人在其他地方吃饭可能花费的两倍，这样的价格“劝退”了一些顾客。

“可食用的档案”

印度尼西亚艺术家Heri Dono的装置作品《来自天空的微笑天使》

很少有科钦本地的游客会停下来研究在水边风中飘扬的T恤衫上的文字，虽然文字所传递的政治信息直接指向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件名为《119张卖身契》的作品由南非艺术家苏·威廉森（Sue Williamson）创作，纪念了17世纪时被荷兰商人卖到南非开普敦做奴隶的科钦市民，衬衫上标出了他们的名字、年龄、性别和价格。

作品《119张卖身契》

观众在南非艺术家苏·威廉森的装置前，这件装置由玻璃、金属、水和木头组成，名称为“来自大西洋航道的信息”，这是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次解读

开幕周期间，谢里夫·K·M（Sharif K.M）忙着将几十个空油桶从仓库前门滚到一辆平板卡车上。在他的头顶上的一幅双年展壁画中，两只巨大的沾了紫色的手若隐若现，那是尼珀尔街头艺术家基兰·玛哈吉安（Kiran Maharjan）的作品。

科钦堡一间仓库上的壁画是本届双年展的作品之一，然而忙碌的谢里夫无暇去欣赏或理解它

谢里夫从靴子到帽子都沾满了黑色的油，他几乎没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

“艺术家画什么总有自己的意义，”他边说边指向壁画，“不过我还没有理解。”

展览中，来自喀拉拉的艺术家屈指可数，这戳中了塞巴斯蒂安·托马斯（Sebastian Thomas）的痛点，已经退休的托马斯在一家当地的旅馆演奏萨克斯风。他抱怨展览缺少可以代表制作金属镜、家具和陶器的当地手工艺人的东西。

“工薪阶层的艺术没能真正地体现出来，”他说道。
不过，展览第一天结束时，托马斯的双手还无法从一台重新穿线后如同西塔尔琴一般的织布机上挪开。

一个男孩和托马斯一起演奏塔尼亚·坎迪亚尼的“弦上织布机”

“这家伙走调了，”他说道，手中的短棍划过弦间。不过，他似乎着迷于织布机发出的不寻常的音调，这是墨西哥艺术家塔尼亚·坎迪亚尼（Tania Candiani ）和当地乐器制作者们合作的作品。“什么样的艺术家会用这样的玩意演奏音乐？”他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