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的艺术史建构几乎是参照西方艺术史这棵“大树”生长起来的，包括学科、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甚至包括学术讨论会的形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而事实上，宗教艺术、墓葬艺术，都是进入20世纪后艺术史的新话题，而艺术史的构建与写作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问题，如以品鉴为主旨，以书画为主、史论合一的传统艺术研究模式在20世纪后期的式微，中国学者在话语权上似乎患了“失语症”。又如，有些学者往往会被流行时尚、商业等因素影响，容易丧失中立的立场。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得不让人们反思“中国美术史在20世纪的建构与写作”。

6月22至23日，“中国美术史在20世纪的建构与写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举行。研讨会分“卷轴画与文人画”、“宗教艺术”、“墓葬艺术”以及“20世纪中国艺术史”四个版块进行。

讨论会现场

主题发言：李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主题不是谈20世纪的艺术活动，而是关注20世纪艺术史的研究性活动。会议分卷轴画与文人画、宗教艺术、墓葬艺术以及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写作四个版块进行。卷轴画，目前是中国艺术史的主体物质性遗存，也是研究最为充分、力量最为壮大的一个领域。宗教艺术史与墓葬艺术史在20世纪之前的研究几近于无，都是进入20世纪之后出现的新话题。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写作则是偏向于方法论的建构梳理。因此本次会议大致来讨论四个版块的问题。

讨论会现场

中国的艺术史基本是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像宗教艺术、墓葬艺术，都是进入20世纪后艺术史的新话题，而艺术史在20世纪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问题。我想从七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粗浅的认识：

第一点，关于中国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一体系是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首先从背景看，过往中国艺术史的传统首重书画。文人画在南北朝时已成讨论的主题。至20世纪，西方“Art”概念的传入使我们有了“艺术”这一认识。其所包含的范围显然比文人画要大的多。例如，传统上雕塑不属于文人欣赏的范围。而在20世纪，绘画与雕塑成为中国艺术史中最早的两个主要门类。从大村西崖开始，百年前的日本学者在书写中国美术史时首先补充的部分就是雕塑。由于之前关于中国雕塑的文献材料几乎等同空白，因此美术史渐与考古学紧密结合，如李济先生所言“东奔西走找东西”。汉代画像石，陵墓雕刻、石窟等一大批材料被补充进中国艺术史。其后是工艺与建筑，原本在中国属于工匠技能的范围，在20世纪也逐渐被纳入艺术史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又多了民间艺术、摄影、当代艺术、装置艺术等门类。可以说，中国艺术史经历了一个转向，即从初期以类别分类转为以艺术品内在属性分类，如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被巫鸿先生称为“亚学科”的领域被建构起来。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体系，并还在继续扩展、延伸。其次是出土文物和考古材料的影响。20世纪初，我们的研究材料开始源自西方、日本学者的考察结果，建国后我们有了大量的考古发现，这些材料构成了艺术史知识的重要来源。因此每年考古界评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艺术史学者都非常关注。一个重要墓葬的出现经常会改写艺术史，甚至使我们对艺术史的书写进程出现反思。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在70年代的发掘，对艺术史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如三星堆、从汉唐至宋辽金元的众多壁画墓等等，极大地补充了艺术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并且印证了类似卷轴画的断代问题这一类的难题。考古材料不仅能补充新知识，而且为“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第三是学科间的交叉。近20年来，艺术史与其它学科产生越来越多的交叉与共融。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语言等学科，对艺术史的成长和属性的形成都有影响。古人在涉及到艺术相关的问题时，并没有现代学科之间壁障的限制。因此，当下各个学科在切入艺术史时都难免带有自身的局限性。要综合体会、理解、还原艺术品本身的语境，远非单个学科所能实现，而要多学科合力从各种角度全面认识。

汉代画像石

第二点，传播方式的变化。尤其是近20年，艺术的传播媒介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上大学时，阮璞先生给我们讲授美术史课程，皮道坚作为助教在旁边举着画册，为阮老师的讲授配图。后来学校到中央美术学院购买专门的幻灯片，以配合授课使用。现在，我们开始使用电脑看高清图片。图片呈现的方式经历了“图片-幻灯片-电脑”的转变，观者的观看方式也随之改变。扫描原作得到的数字图像、或者单反拍摄的高清图像带来了一种“超级的观看方式”，使我们能够非常具体的看到画面中的各个细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导致我们的观看方式和古人不同，那会不会导致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方式也和古人不同？这是另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此外，图书馆系统的升级，使电子检索开始流行。研究、读书、写作方式随之更为便利。但也减弱了学人读书、读原书、读全书的兴趣，对研究来讲是弊大于利。

第三点，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理论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的艺术史建构几乎是参照西方艺术史这棵“大树”生长起来的，包括学科、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甚至包括学术讨论会的形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艺术史原典的翻译在20世纪初并不多，大多为半翻译半创作的成果，如傅雷的《西方美术史二十讲》。改革开放后，西方艺术史大师的代表作几乎都有了中文版。而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走出去留学、参加国际会议，也有大批年轻学者留学归国工作。西方各大学的教授也逐渐受聘在国内授课，加强了我们与西方学术同行的联系，这都是20世纪的特殊现象。

第四点，研究对象的转变。早先，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书画，并且以画为主。随着西方“Art”概念的传入，研究对象变成了一切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再后来，价值问题也被搁置，我们开始关注图像，亦即“image”的问题。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明清绘画透析”研讨会，是高居翰等一批西方艺术史学者首次在中国登场。现场曾有人问了高居翰一个问题：他讨论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中属于三流画家的作品，为什么要讨论他们？高居翰的回答是，只有弄清楚三流画家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跟他们同时代的一流画家。这个回答现在看起来有些勉强，实质上西方学者不关心所谓一流或三流，他们关心的是平等问题，艺术史的材料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即使是不入流的画家、甚至是商业广告，都可以是关注的对象，这跟艺术无关。我们的艺术史已经走到了搁置“艺术”的境地，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变化。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对艺术品客观属性的主观感受，如观看者如何观看的问题。这都是艺术史对象变化的体现。

第五点，传统画史画论的重新整理。这一工作始于20世纪，如黄宾虹从古籍中辑录信息，出版《美术丛刊》，50年代俞剑华、90年代卢辅圣等人的工作承继前辈工作。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全书》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性的成果。当今，我们需要继续进行的是对资料进行甄别，将材料“由生变熟”。对材料的整理、辨析、考订显然不足，成为整个艺术史学术版块中的弱项。学术发展有流行趋势不足为怪，尤其在外国学者的推动下。但是不应当忽略画史画论这一宝贵的资源，这是中国艺术史发展的重要潜力之所在。

龟兹石窟壁画

第六点，大学教育体系中的艺术史学科。大学教育中专门设立艺术史学科是解放后的事情。中央美院开先河，最先设置艺术史专业，名之为“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系”。之后多所综合性大学也相继开设艺术史专业，但多偏向于研究生阶段。“美术史与美术理论”这种分类，主要参照苏联的学科体系。当下，这种分类需要重新审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这是艺术教育所产生的的问题，也只有20世纪才有这样的问题。

第七点，收藏与拍卖。博物馆在中国是20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随着紫禁城转换为故宫博物院，国有博物馆在20世纪下半叶迅速普及。尤其近二十年翻新建造“高大上”的各个省级博物馆，俨然成为大都市的地标性建筑以及旅游热点。20世纪末私人博物馆的出现标志着私人收藏的合法化。艺术市场开始引进西方的拍卖制度，使得艺术品交易透明化、定期化、合法化。公私收藏的趋势影响了艺术品的价格，对艺术品的价值判断和写作产生了某种导引性作用。

在北大这样的综合性院校，我们希望艺术史是一个交叉的平台，希望它是包括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语言等不同学科共同讨论的平台。艺术史只是观察历史、社会、人物、作品的一个特殊视角与渠道。我想之后我们会有更多学科交叉的问题。但是交叉带来的问题在于，艺术史本身的独立性在哪里？艺术史对于人文学科这棵“大树”主干的主要贡献在哪里？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在学科内部完成。交叉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但无法加强自身存在的力量。要使自身具有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必须自艺术史学科内部探寻。归根到底，我们需要思考，艺术史的本位在哪里？

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

20世纪中国卷轴画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发言人：黄小峰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题目：“我所了解的20世纪中国古代卷轴画研究”

发言人黄小峰从“世界范围内，第一本美术史著作封面需要使用图片是在什么时候？”这一问题切入，讨论了20世纪中西美术史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在封面和配图方式上所经历了从“专门”到“综合”的变化。报告的主体从语境研究、视觉文化、知识生成三个部分展开。语境研究是艺术史研究最为复杂的话题之一，它包括构筑语境、材料清理、重构谱系等问题。以对《女史箴图》定位问题的讨论，巫鸿和杨新两位先生的文章都认为此幅画为原作，从表面上来看对这幅画的定位是一个鉴定问题，但背后是不同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我们应当如何去还原当时的研究语境？而视觉文化部分，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对于艺术史边边角角小问题的关注。如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乔迅《魅惑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都是这一研究趋势的体现。相较前两者，知识生成是个更晚近的视角，以尹吉男教授在《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为代表。最后黄小峰提出两点近年来在中国画研究上比较有成效的两种方式， 其一是细节上的关注，如日本学者铃木忍对“醉芙蓉”的研究、科学界对《芙蓉锦鸡图》中锦鸡品种的研究等；其二是跨文化研究与“全球史”，李军教授策划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就是极好的证明。

北宋 赵佶《芙蓉锦鸡图》

在讨论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彦提出，当下海外博物馆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展览中通常会将书画与瓷器、玉器、家具等一起展出。博物馆内部门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开始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门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谈到了自己20年工作中美术史研究兴趣的变迁。他认为目前还有大量材料存在博物馆的仓库中没有被知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提出黄小峰的报告展示了“美术史的田野”，是一篇很好的综述。但封面设计也应该考虑到出版的逻辑，封面设计的权利在谁，能否代表美术史发展的一般状况。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提出我们在进行美术史研究时，需要回到原境去关注古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高译认为信息高速发展的情况必然会带来冲击性的大量信息，需要沉下心来去观看、体验、思考。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黄宗贤提出跨学科使得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延展至艺术史领域，艺术史研究的优先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历史学等学科剥夺了，艺术史学科的边界在哪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晨提出中国人研究中国美术，是站在房子里，能把房子结构、细节都看的清清楚楚，外国人研究中国，虽然无法进入，但却能看到整个房子外面，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湖北美术学院的沈伟教授提出今天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检索得出的结果，高居翰的《画家生涯》就是这种检索研究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之前重视原典与文本，西方的学者则更为注重视觉性。

南宋马远 《西园雅集图》

20世纪的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的交汇

发言人：贺西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题目：“祁连山的迷雾——霍去病墓知识的生成与检讨”

贺西林在发言中提出，考古材料能补充、修正、甚至是颠覆美术史。例如秦始皇、阿房宫遗址以及近年来发掘的海昏侯墓等。美术史与考古，不仅共享材料，新趋势是二者在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上都在互相交流借鉴。霍去病墓是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贺老师梳理了20世纪以来的霍去病墓研究的学术史。并以九大问题来展开今天的报告：1、何为祁连山？在哪？2、姚察、颜师古为什么认为上面有石雕的就是霍去病墓？3、霍去病墓前后的两块石碑如何解释？4、霍去病墓前两座大型陪葬墓的主人是谁？5、卫青墓到底在哪？6、为何霍去病墓与卫青墓咫尺之遥却形制大异？7、祁连山有大象吗？8、这座土丘像什么？9、茂陵是否存在神仙景观建筑？在哪？贺西林教授最后指出，霍去病墓的知识生成缺少环节，并认为有三种可能：1、虽然有疑问，但是确实是霍去病墓；2、是一座墓葬，是茂陵的陪葬墓，不一定是霍去病墓；3、甚至可能不是一座墓葬，可能是和神仙信仰有关的景观建筑。

西汉 卧马石雕 霍去病墓茂陵石刻 茂陵博物馆

发言人：张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题目：“塞下秋来风景异——陕西宋金墓葬艺术的承传与混融”

张鹏从陕西宋金时期的墓葬艺术研究切入，列举了今日对20世纪发掘的宋金时期墓葬断代的更正。例如，考古报告最早认定宋墓，今日根据同地区壁画墓的材料，改判为金墓；又如河北井陉柿庄8号墓，综合墓壁画的各种题材，更倾向金墓。张鹏老师指出在20世纪考古学与美术史的交汇中，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考古材料的利用上，要考虑图像的持续使用和时代的滞后性，所以用图像进行断代时要斟酌；其二，对于美术史图像的利用，要留意画面描绘与真实生活的差距。之后，张鹏老师以“陕西宋金墓葬艺术的承传与混融”为题，讨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个案。

井陉柿庄金墓中的壁画捣练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在讨论中提出，美术史研究是考古学初步判断，美术史跟进的过程，要以实证为基础发挥想象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提出，边界问题是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问题。张鹏老师的报告就是用艺术史方法来处理考古材料。墓葬的断代需要做综合考量，壁画只是其中一方面。现在有更多的科技手段，另外绘画与墓葬图像的关系也值得商榷，墓葬壁画是否真的能用来补充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练春海提到考古与美术史的区别之一是，考古更偏向数据量化，而艺术史更强调定性研究，尤其是越往早期、材料少、碎片化，犹如 “满天星斗”。因此艺术史研究需要学术想象力，但想象建立在严谨的推断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认为理论与范式是“脚手架”，帮助我们把零碎材料搭在里面，以更明了的视角来研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李军教授点评道，“艺术史是一个有限的主题史。我从文化遗产角度来看艺术史，艺术史与一般史学的不同在于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艺术世界中的图像是透明的，映射出了历史世界的真实。但这种映射是非常不可靠的，经过了艺术家本人的中介调和。我们在处理艺术史时，处理的是有限的主题史。处理的结果，不是要回到历史背景中，而是回归到作品本身的历史。”

井陉柿庄金墓中的壁画捣练图局部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翎讨论中提出，学科之间的模糊是大家都在焦虑的问题，图像的训练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方法，它会借鉴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但最终会形成自我的一套体系。湖北美术学院的陈晶教授提出，20世纪考古学对美术史，尤其是上古美术史的补充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史观、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是20世纪美术史不同于之前的书画笔记重要所在。美国狄金森大学助理教授任为结合自己西方艺术史教育的背景，提出美国大学的艺术史教育已经弱化了对于方法论的强调，更重视对于个案的深入。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郑弌结合自己在宗教美术方面的研究，提出美术史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与图像学

发言人：李静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题目：“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与图像学（1900-1999）”

李静杰的发言分北传佛教物质文化、藏传佛教物质文化、道教物质文化、其他宗教物质文化四大纲目，梳理了20世纪中国宗教物质文化的发展脉络，侧重于在中国宗教物质文化中占据主体位置的佛教物质文化，并扼要说明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李静杰老师首先介绍了北传佛教物质文化，其中可分为西域佛教物质文化与汉地佛教物质文化两个部分。从时间维度上介绍了20世纪对鄯善、于阗、龟兹及高昌西域四大主要佛教区域的发掘与研究。而汉地佛教物质文化部分，则分南北方与河西走廊两节进行介绍，并列出了20世纪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之后以相同的结构介绍了藏传佛教物质文化、道教物质文化、其他宗教物质文化三部分。

龟兹石窟壁画

李静杰通过对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研究状况的梳理，做出五点总结：其一，北传佛教研究居于主导，其它宗教文化遗存研究虽然起步，但投入力量较小，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有限。其二，重要的宗教物质文化遗存大多受到重视，而且大体厘清其发展脉络；其三，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与日本学者为学界主体力量。考古与美术史研究往往融会在一起；其四，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者逐渐成为学界主体力量；在主体性研究中，考古学方法成为主要方法论，美术史学方法还没有成熟，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其五，学界厘清中国宗教物质文化的基本发展情况，为21世纪相关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在21世纪初近20年时间中，宗教物质文化研究无论在数量、质量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而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其一，研究水准存在提升空间。诸多院校开设宗教物质文化教学，专门研究所也多了起来，相关研究者数量骤增，而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十分有限，不少成果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其二，学科之间需要取长补短。当前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界各自为营，彼此没有意识，抑或不情愿吸收对方学科的长处，致使一些课题难以恰如其分地加以解决；其三，在大多数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有待开启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龙门石窟

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的写作与美术评论

发言人：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题目：“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的写作”

陈池瑜讨论了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书写特征，他提出古代美术史写作有三大特点：1、由书法史拉动绘画史，由书法史开美术史之先河；2 、中国美术史学早期以论、品代史，中后期以史传包含论、品；3、常常表现出史、论、评相统一的特征。到了20世纪，我国美术史写作一方面学习传统， 一方面吸收西方和日本研究的不同观念、方法，包括俞剑华、陈师曾、傅抱石等等；另一方面开展对西方美术史的翻译介绍，如傅雷、郭沫若、鲁迅；同时在美术通史写作上也取得显著成果，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对其后美术史的研究发生深刻影响。通史美术史主要分为三大类：高等美术教育编写的教材、研究专著、简史，并谈到中国美术史的编写受日本与西方的影响。

研讨会现场

在之后的讨论中，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黄宗贤在讨论中谈了四点自己的感受。第一，转换： 20世纪美术史写作从语言风格、功能上都发生了转换，更重要的是研究范式方法的转换，其强度、频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第二，动因：转换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艺术观念的碰撞，特别是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观念的演变，导致艺术研究方法的转型，使我们重构文化传统、文化身份。第三，建构：主要是艺术史研究现代体系的建构。第四，缺失：由于艺术史的方法，范式、理论、观念都来自西方，中国学者在话语权上患了“失语症”，根本原因在于以品鉴为主旨，以书画为主、史论合一的传统艺术研究模式在20世纪式微。

与会学者、专家合影

主办方在最后的总结中表示，好的美术评论非常不易，需要独立的判断，需要境界和品格，而人往往会被流行时尚、经济这些因素影响，容易丧失中立的立场。对于这一困境，有两方面可以做出改进：1、已有的方法成就很多归功于史学，而以客观真相为追求、逻辑推理、缜密分析的客观性的研究也会是以后的主线，需要坚持做下去；2、考虑到中国传统品评传记，我们需要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也需要想象力，把碎片联系起来，成为有逻辑性的线索，但要注意想象力的合理运用；在学科建设上，向西方学习是100年来的主流，但还没有学好、学深入，要继续学习，也要考虑中国特别的写作方式、思想、价值观；在中西交流上，例如“气韵生动”这些概念，我们能不能更好的翻译、传播，嵌入西方的语境，而不是通过意译把本身消解掉；对于学科发展，一方面应该让自身学科更加强大，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学科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