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大城市都在经历士绅化过程，但反士绅化浪潮也此起彼伏。反对者认为，士绅化造成的租金上涨和生活成本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穷人的驱逐，加剧不平等现象。

近日，《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报道，位于洛根大道的画廊La Bodega Gallery将在12月底关闭。这家画廊位于圣地亚哥市南部巴里奥洛根（Barrio Logan）

社区的中心地带，成立六年以来，画廊举办了近380场展览，是广受当地认可的具有“先驱”意义的艺术空间。

关闭的原因很简单，巴里奥洛根这个拉丁裔社区正经历快速士绅化过程，咖啡馆等消费空间的进驻带来租金的水涨船高，画廊老板因无力负担租金上涨而不得不选择关闭画廊。在接受采访时，画廊老板表示：“这种事情已经在奇卡诺艺术画廊发生过一次，现在也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将继续发生。士绅化是确实存在的。”

全球各大城市都在经历士绅化过程，在巴里奥洛根，La Bodega Gallery的关闭被认为是士绅化浪潮挤走艺术空间的典型，在当地再度激起了反士绅化的声音。士绅化与反士绅化，是各大城市都在上演的故事。

拉丁裔社区巴里奥洛根的士绅化问题

巴里奥洛根位于美国加州哥伦比亚市，邻近市中心，位于圣地亚哥港和海军造船厂之间。20世纪初，首次有大量墨西哥裔移民来此定居，到20世纪40年代，巴里奥洛根已成为加州最大的墨西哥裔社区之一。但也因此缘故，长久以来，巴里奥洛根被视作低收入、种族化的墨西哥裔社区。

2013年，La Bodega画廊成立时，洛根大道上满是空置或行将倒闭的商户。如今，这条街区不仅有画廊，还有餐馆、精品店和其他商户。根据画廊的网站，其旨在为“艺术家和支持艺术的人创造一个受欢迎的空间”，“我们不仅在哥伦比亚艺术圈取得了很多成就，还重新利用了洛根一个废弃的仓库，将其变为一个供每个人欣赏的交互式的、创造性的空间。”

画廊吸引了不少游客，激活了周围的商圈，但也因此助长了租金的上涨。事实上，La Bodega画廊并非当地首家因租金上涨而关闭的画廊，今年6月，同在洛根大道，且同是2013年成立的奇卡诺艺术画廊也因租金上涨一倍多而不得不选择关闭。去年10月，离奇卡诺艺术画廊距离不远的Mesheeka画廊也宣布将搬离巴里奥洛根。

La Bodega Gallery

为了给建造包括艺术工作室、画廊、办公空间、商户在内的多功能商场让路，每个月举办一次的巴里奥洛根跳蚤市场，以后也不再在洛根大道Por Vida咖啡馆旁边的空地上举行。

先是艺术家占据了城市废弃的工厂、仓库等地方，使之成为带有美学品位的艺术空间，随后各种艺术画廊和精品店入驻，并吸引房地产商和中产阶级的注意，租金水涨船高，原来的艺术家们和社区的低收入者一起被踢出社区，这是士绅化的一般叙事。

士绅化研究者莎伦·佐金（Sharon Zukin）

将士绅化概括为“ABC”：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

这些烙印着中产阶级审美和消费习惯的东西受到追捧，改造了社区的人口、消费与文化结构。

过去五年，艺术画廊、手工酿酒厂、餐厅、咖啡馆、文身店、精品店等不断涌入巴里奥洛根，带来了新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也重构了社区的种族构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社区的墨西哥裔人口从86%下降至72%，而白人则增加了10%。新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者，必然重构社区形态与结构。根据圣地亚哥旅游局在2017年的说法，当地正重新定位为“前沿艺术和地道的地方文化热点”。

当地人对此感到担忧，他们警惕文化的变化，并认为士绅化正在将当地的工人阶级居民和穷人挤出社区。2017年，一位旅游博主称要在巴里奥洛根开一家“现代水果店”的视频引起了当地人的抗议，不少人因视频中的措辞而指责其不尊重当地文化，称这是士绅化的一个典型——士绅化一直是当地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奇卡诺艺术画廊关闭后，当地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减轻士绅化对社区的影响。La Bodega画廊关闭后，超过4000人请愿呼吁房东重新谈判租约，将租金控制在可负担范围内。不过，根据报道，La Bodega画廊的老板已决意搬离原址，“我们已经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继续做下去，不管发生任何变化，我们都要离开这里。我们决定离开是因为我们不想再支持一个不在乎艺术社团的房东。”

为什么抵制士绅化？

巴里奥洛根对士绅化的警惕情绪是普遍的。2018年11月，亚马逊宣布选定纽约市皇后区作为其第二总部的两个分部之一，引发抗议，当地居民担心亚马逊的入驻将产生连锁效应，抬高租金价格，使中低收入者无力负担房租和生活成本而被迫迁出。

此外，曼哈顿下东城的两桥社区抗议兴建摩天大楼，柏林抗议谷歌将废弃的电站改造为商业孵化器，在旧金山，反对士绅化的抗议者用滑板车堵住科技公司的巴士，阻止搭载着科技公司员工的巴士开往硅谷……这些反对士绅化的浪潮尤其反感大公司的扩张。

为什么士绅化会引发不满与抗议？这正如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里所写的那样：“士绅化让人们迅速觉得，曾经出现衰退的街区现在将会健康发展，曾经贫穷落后的地方现在将会回报丰厚，中产阶级也会回到城市——士绅化改造无疑是件‘好事’。”士绅化往往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教育和安全环境的改善，犯罪率的下降，这难道不“无疑是件好事”吗？

《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英]尼尔·史密斯著，李晔国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版。

多年来，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等士绅化的支持者认为，士绅化是实现城市再生的成功模式，通过激励艺术家等“创意阶层”，破败的社区可能会奇迹地再生。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兰斯·弗里曼（Lance Freeman）称，他在哈莱姆的定量研究表明，即使是低收入的租房者也会留下来，并能从犯罪率的降低等变化中受益。

但《卫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兰斯·弗里曼的部分结论或许是对的，但为什么要依靠中产阶级对社区的入侵来改善穷人的环境呢？兰斯·弗里曼的研究被《纽约》杂志的评论员重新挖出来后，美国导演斯派克·李在布鲁克林的一场活动中质问：“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让白人涌进南布朗克斯、哈莱姆、贝史蒂、皇冠高地，这些地区的设施才会变好一点？”

他们的指责暗暗指向士绅化的殖民意味，士绅化依靠中产阶级的涌入而实现所谓城市再生，尤其会引起少数族裔社区的担忧。数据显示，波士顿唐人街的亚裔居民比例从1990年的70%大幅下降到2010年的46%。从1990年到2010年，曼哈顿唐人街的亚裔人口比例一直稳定在45%左右，而白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间增加了19%，黑人和拉丁裔居民却在减少。在曼哈顿的唐人街，赫然有一幅写着“士绅化就是现代殖民主义”的涂鸦。

士绅化带来社区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审美和文化也因此变得千篇一律，丧失了原有的移民社区文化结构，或是其他多元的、原真的文化。

而更多的数据则指向绅士化带来的租金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这些房地产商和中产阶级的涌入挤走了社区的中下阶层。以士绅化抗议声音不断的柏林为例，过去十年，柏林的租金上涨了104%，2017年至2018年就上涨了21%，涨幅达世界之最。对于一个收入为柏林市平均月收入的单身人士来说，租赁市场上只有4.4%的公寓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这意味着严重的供不应求，付不起高额房租的中下阶级只好向城市外围撤离。大公司的涌入也使得小企业的竞争压力更多，当地的创业机会也会减少。

一边是上涨的房租，一边却又是房地产投机带来的大量空置的房屋与零售店铺，各个城市越来越贵，却也越来越空。